然而，宪法解释还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功能，也就是要通过一种反多数的逻辑防止立法与公共政策的多数人暴政，以公共决策的民主制来进行宪法解释恰好丧失了以个案裁判为核心，防止下位法和公共政策违反宪法的解释功能。
? 设区的市正在扮演准自治主体的角色。因此，地方立法的配套制度之一就是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由利益相关人对地方立法提起司法复核，确保立法不会侵害公民和团体的利益。
考虑到文章的篇幅、主题和目标，以及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的共性，本文并没有细致区分两类不同的立法，但以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为主要论述对象。质言之，立法程序的适度，不仅表现为程序本身的正当，还表现为程序产生的结果的正当。[17]参见王锡锌主编：《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2~36页。防范第三方被俘获将是整个委托立法制度设计的核心。在此情况下，行政诉讼制度的进步却只停留在对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之上。
[3]明希豪森困境的故事是一个叫明希豪森的人声称他有一次行游时不幸掉进一个泥潭，四周旁无所依，于是其用力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了出来。当然，如果要质问说，以县为中心的地方自治是否科学，它同样有其可论证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其二，确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五项基本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以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防止当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三拍式决策（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可能给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和损失。
那么，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的理由和根据何在呢？社会主义法治对于加强、改进、改善党的领导有什么必要性和重要性呢？为什么说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对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的这一层面，我们过去党的文献较少论证和阐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决定》也未对其根据和理由详加论述和阐释。公开与公正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开是公正的保障，公正是公开追求的最主要价值。三是正确处理政府内部的关系，包括上下级政府的纵向关系和政府部门间的横向关系。例如，现已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劳动教养条例》都是与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如《立法法》）相抵触的。
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如果我们脱离法治而以人治方式去进行改革，那样改革的结果只能是领导者的恣意妄为，滥用权力，为领导者建造政绩工程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主要原因是地方当局的干预。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有什么区别？首先，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是相对静态的，而法治体系是相对动态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产生和存在于真空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亦并非天使。例如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设1名正职，2-4名副职，你就不能设8名或10名副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设100名编制，你就不能实用90人，另虚报10人吃空饷，等等。
法治保障系统主要包括四大环节：一是法治人才队伍。有人认为，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因此，坚持依法治国必须首先坚持依宪治国。什么是法治体系？在我们过去的法律文献和法学著述中只有法律体系或法制体系的提法，而很少有或几乎没有法治体系的提法。
其三，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考察我们党六十多年的整个执政史和领导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执政必须依靠法治，党的领导必须依靠法治。
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即是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对宪法监督及违宪违法审查制度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纵向关系上要科学配置上下级政府的职能，使之既保证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有效领导，又有利于推进政府管理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作用。其五，具体规定了政务公开的五个方面范围：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以及公开应包括的六项内容：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和监督方式，以保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这一民主和法治基本原则的实现。宪法的最高效力和根本法地位就只能停留在书面文本上，而不能在实践中落实。这六项措施分别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其三，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执政党党内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都应通过法定途径和法定程序撤销或宣布无效。正因为如此，四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及违宪审查制度。
关于党对法治的领导，《决定》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政府的机构、职能、权限必须由法律（组织法）规定而不是由政府自己制定的三定方案或三定办法规定，权力清单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不应由政府自己给自己授权。
当然，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某些阶段我们对法治重视些，某些阶段对法治不够重视。其二，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并在党的内部实行党内民主的党。
从而执政党既要依国法执政，也要依党规管党和执政。《党章》还规定，必须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法律实施体系中，政府依法定程序行政比依法定职能、权限行政更重要。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今天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为了防止改革出现这种偏向，中央反复强调改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党必须领导人民以法治的方式去推进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将法治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方式予以批判、毁弃。
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许多智者、哲人提出了这样那样的反腐败、反滥权对策。
这一制度之所以没能实际运作起来，关键问题仍然出在程序机制上。立法机关要在立法草案审查、审议时即审查和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和体现宪法精神，行政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和实施重大行政行为时，要通过其法制机构审查和保障其决策和行为的合宪性。
（三）关于法治政府的标准的实现途径 四中全会《决定》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对依法治国这一关键层面的问题做出了非常周密、非常细致的安排，为十八大确定的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设计了整体的施工图和具体的实施路径。（二）关于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依宪治国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党规服从国法，补充国法，党规主要规范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活动。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1] （一）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职责法定意味着确定政府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项，政府不做或不用心做好就是不作为，不作为同样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为此，我们在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同时，必须采取切切实实的行动，以依宪治国的扎实行动推进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其四，明确了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八种形式：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以及对政府内部权力制约的五种具体方式：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和强化内部流程控制，严格防止行政权滥用。其四，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政治文明，坚决反对腐败，反对滥用权力的党。
法院在适用某一宪法条文时，法院本身或案件当事人如果对该条文的涵义有疑义或有争议，可以和应该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解释，法院必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应宪法解释作为裁决案件的根据。这些措施对于解决当下钓鱼执法养鱼执法临时工执法的问题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